本朝百年无事札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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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

  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是北宋王安石所作奏议。全文以扬为抑,褒中有贬,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,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;透过“百年无事”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,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、故步自封的危害;并就吏治、教育、科举、农业、财政、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。文章条理清晰,措辞委婉,情感恳切坦诚,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。

  王安石(1021—1086)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。字介甫,晚号半山。抚州临(今属江西抚州)人。庆历进士。初知鄞县,嘉祜三年(1058)上万言书,主张改革政治。熙宁二年(1069),被任为参知政事。次年拜相,推行新法,遭到反对。熙宁七年辞退,次年再相,九年再辞.退居江宁(今江苏南京),封荆国公,世称“荆公”。卒谥文。散文雄健峭拔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其诗遒劲清新,其词风格高峻。著有《临川集》、《临川集拾遗》等。








原文

 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、天下无事之故。臣以浅陋,误承圣问,迫于日晷,不敢久留,语不及悉,遂辞而退。窃惟念圣问及此,天下之福,而臣遂无一言之献,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,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陈。

 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,而周知人物之情伪,指挥付托必尽其材,变置施设必当其务。故能驾驭将帅,训齐士卒,外以捍诸边,内以平中国。于是除苛赋,止虐刑,废强横之藩镇,诛贪残之官吏,躬以简俭为天下先。其于出政发令之间,一以安利元元为事。太宗承之以聪武,真宗守之以谦仁,以至仁宗、英宗,无有逸德。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。

  仁宗在位,历年最久。臣于时实备从官,施为本末,臣所亲见。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,而陛下详择其可,亦足以申鉴于方今。

  伏惟仁宗之为君也,仰畏天,俯畏人,宽仁恭俭,出于自然。而忠恕诚悫,终始如一,未尝妄兴一役,未尝妄杀一人,断狱务在生之,而特恶吏之残扰。宁屈己弃财于外敌,而终不忍加兵。刑平而公,赏重而信。纳用谏官御史,公听并观,而不蔽于偏至之谗。因任众人耳目,拔举疏远,而随之以相坐之法。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,无敢暴虐残酷,擅有调发,以伤百姓。自夏人顺服,蛮夷遂无大变,边人父子夫妇,得免于兵死,而中国之人,安逸蕃息,以至今日者,未尝妄兴一役,未尝妄杀一人,断狱务在生之,而特恶吏之残扰,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。大臣贵戚、左右近习,莫敢强横犯法,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。此刑平而公之效也。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,几至百万,非有良将以御之,而谋变者辄败。聚天下财物,虽有文籍,委之府史,非有能吏以钩考,而断盗者辄发。凶年饥岁,流者填道,死者相枕,而寇攘辄得。此赏重而信之效也。大臣贵戚、左右近习,莫能大擅威福,广私货赂,一有奸慝,随辄上闻。贪邪横猾,虽间或见用,未尝得久。此纳用谏官、御史,公听并观,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。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,升擢之任,虽不皆得人,然一时之所谓才士,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。此因任众人之耳目、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。升遐之日,天下号恸,如丧考妣,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,忠恕诚悫,终始如一之效也。

 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,而无亲友群臣之议。人君朝夕与处,不过宦官女子,出而视事,又不过有司之细故,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,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。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,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,名实之间有所不察。君子非不见贵,然小人亦得厕其间。正论非不见容,然邪说亦有时而用。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,而无学校养成之法。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,而无官司课试之方。监司无检察之人,守将非选择之吏。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,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。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,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。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。虽有能者在职,亦无以异于庸人。农民坏于徭役,而未尝特见救恤,又不为之设官,以修其水土之利。兵士杂于疲老,而未尝申敕训练,又不为之择将,而久其疆场之权。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,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。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,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。其于理财,大抵无法,故虽俭约而民不富,虽忧勤而国不强。赖非夷狄昌炽之时,又无尧、汤水旱之变,故天下无事,过于百年。虽曰人事,亦天助也。盖累圣相继,仰畏天,俯畏人,宽仁恭俭,忠恕诚悫,此其所以获天助也。

 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,承无穷之绪,知天助之不可常恃,知人事之不可怠终,则大有为之时,正在今日。臣不敢辄废“将明”之义,而苟逃讳忌之诛。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,则天下之福也。取进止。








译文

  我前些天承蒙陛下问到我朝之所以统治了上百年,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。我因为浅薄无知,错蒙皇上询问,由于时间紧迫,不敢长时间留在宫中,话还来不及说完,就告辞退朝。私下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,是天下的福气,而我却没有一句中肯的话奉献,不是身边官员效忠君主的态度,所以敢于不揣冒昧粗略地说说我的看法。

  我想太祖具有极高的智慧独到的见解,详尽地了解各种人物的真伪,指挥任命,一定做到人尽其才,设置变革措施,一定能够符合现实情况。所以能够驾驭将帅,练好兵卒,对外抵抗外族入侵,对内靠他们平定动乱。于是废除苛捐杂税,禁止酷刑,废除强横的藩镇势力,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,自身俭朴,为天下做出了榜样。太祖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的时候,一切以百姓能平安、得利为准则。太宗继承了太祖的聪慧勇武,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谦恭仁爱,到了仁宗、英宗,没有丧失道德的地方。这就是所以能够统治上百年,而天下太平的缘故。仁宗做皇上,时间最久。我当时担任侍从官员,所作所为,从头到尾,都是我所亲眼看到的。

  我试为陛下陈说其中的几条,陛下详加考虑,选择可取之处,也足以用作今天的借鉴。 我想仁宗作为一位君主,对上敬畏天命,对下敬畏人民;宽厚仁爱,谦恭俭朴,出于天性;忠恕诚恳,始终如一。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,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。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,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。宁肯委屈自己输送钱财给辽、夏,却始终不忍心对他们开战。刑罚轻缓而公正,赏赐很重而守信用。采纳谏官、御史的建议,多方面地听取和观察,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的蒙蔽;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,选拔举荐关系疏远的人才,且伴随着连坐的法律。从监察官吏到州、县的官员,没有人敢暴虐残酷,擅自增加赋税徭役,来损害老百姓。自从西夏人顺服以后,蛮横的外族就没有大的变化,边境人民的父子夫妇,能够不在战争中死亡,而内地的人民,安定和平繁荣兴旺,一直到今天,这是因为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,没有错杀一个人,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,而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、骚扰,宁肯委屈自己输送财物给辽、夏外族,而不忍心对他们开战的结果。王公大臣,皇亲国戚,身边的近臣,没有人敢强横犯法,他们自重谨慎,有的甚至超过平民百姓,这是刑罚轻缓而公正的结果。招募天下骁雄强横奸诈之徒作为士兵,几乎达到百万,没有良将来统帅他们,而阴谋叛乱的人很快就败露;聚集天下的财物,虽然有账册,把这些交给府吏管理,没有贤能的官吏来检查考核,而贪污偷盗的人马上就被揭发出来;水旱灾年,逃荒的人堵塞了道路,尸横遍野,而抢夺财物的强盗立刻就被捕获,这是重赏赐而守信用的结果。王公大臣、皇亲国戚、身边的侍从官吏,没有能大肆作威作福,到处钻营受贿,一有奸邪不法的事,随即就报告到上面;贪婪奸邪强横狡猾之徒,即使偶尔被任用,不能够长久的。这是采纳谏官、御史的建议,广泛地听取观看,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所蒙蔽的结果。从县令、京官,到监司、台阁,提拔任用,虽然不能全部称职,然而,闻名一时的所谓有才能的人,也很少有埋没不被任用的。这是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,选拔推荐关系疏远的人才而伴随着连坐之法的结果。驾崩的那一天,天下的人民放声痛哭,如同死去父母,这是宽厚仁爱谦恭俭朴,出于本性,忠恕诚恳,始终如一的结果。

  但是,本朝几代墨守衰风颓俗的弊病,却没有皇亲国戚和诸位臣子议论它。和皇上朝夕相处的,不过是宦官宫女,出来处理政事,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琐事,没有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,和学士、大夫们讨论先王治理国家的方法,把它实施到天下。一切听任自然趋势,而主观努力却有所不够,名义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,没有加以考察。君子并不是不被容纳,但小人也能够混进来。正确的论断并不是不被采纳,然而不正确的怪论也有时候被采用。凭着写诗作赋博闻强记选拔天下的士人,而没有学校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;以科名贵贱资历深浅排列在朝中的官位,而没有官吏考核实绩的制度。监司部门没有设置检查的人,守将不是选拔上来的贤臣,频繁地调动迁官,既难于考核实绩,而夸夸其谈的人,因而能够乱真。结党营私,猎取名望的人,大多数得到了显要的职务,靠自己才能奉公守职的人,也无法显示出和庸人的不同。农民受到了徭役的牵累,没有看到特别的救济抚恤,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,兴修农田水利;士兵中混杂着老弱病员,没有加以告诫整顿,又不替他们选拔将领,让他们长久地掌握守边任务。保卫都城收罗的是些兵痞无赖,没有改变五代的纵容、笼络的坏习惯;皇室中没有教导训练、选拔推荐之实,因而不能符合先王亲近疏远、升官、降职的原则。至于管理财政,基本上没有法度,所以虽然皇上俭朴节约而人民却不富足,虽然操心勤勉而国家却不强大。幸赖不是夷狄昌盛的时候,又没有尧、汤时代水涝旱灾的特殊情况,所以天下无事,超过百年。虽然是人努力的结果,也靠了天的帮助。原因是几代圣君相传,对上敬畏天命,对下敬畏人民,宽厚仁爱谦恭俭朴,忠恕诚恳,这是他们之所以获得上天帮助的缘故。

  我想陛下身具最为圣明的资质,继承无穷无尽的帝业,知道不能长久地依靠上天的帮助,知道人事不能始终懈怠下去,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候,正在今天。我不敢随便放弃臣子应尽的职责,而只顾躲避独犯忌讳所遭到的惩罚。恳请陛下宽恕我并留神我的话,那就是天下人的福气了。恰当与否,请陛下裁决。